奥斯卡·毛尔图亚·德罗马尼亚大使是享誉国际的法学家与外交官，在秘鲁外交领域拥有丰富经验。本次访谈中，他深入剖析了近期因奇内里亚岛主权争议引发的秘鲁与哥伦比亚外交紧张局势。这片亚马逊流域的飞地所引发的讨论已超越地理范畴，涉及国际法、边境历史问题，以及两国通过外交渠道而非对抗方式解决分歧的能力。
曾两度出任外交部长的毛尔图亚大使，被公认为拉美地区国际关系领域最具权威的声音之一。他以分析视角解读了重新点燃这一争议的诸多因素，并强调机构与外交应发挥关键作用，避免争端影响两国在贸易、安全及亚马逊一体化等战略领域的双边合作。
通过其深刻见解，大使呼吁各方认识到：超越当前局势，秘哥关系正面临加强互信、巩固共同议程的挑战，必须以化解历史性张力为契机促进区域稳定。
问：近期秘鲁与哥伦比亚紧张局势升级，尤其围绕圣罗莎岛主权及亚马逊边境安全问题。您如何从法律与地缘政治角度评估当前形势？应优先采取哪些外交手段防止事态恶化？
的确，当前情况可称为”紧张态势”而非”争端”或”潜在冲突”。秘鲁拥有充分的法律保障——奇内里亚岛（误称为圣罗莎岛）的主权地位已由《萨洛蒙-洛萨诺条约》（1922年）、《里约议定书》（1934年）及边界混合勘界委员会纪要（1929年）等国际文书明确确认。这些双方承认并在国际机构登记的文件确立了国际法中的”不可变更边界”原则，遵循”条约必须遵守”及”条约不可侵犯”精神。哥伦比亚在2012年（即协议签署八十年后）单方面质疑主权，缺乏重新开启一项已然解决问题的法律依据。
从地缘政治看，争议源于亚马逊河流形态变化导致莱蒂西亚（哥伦比亚）可能失去通航河道，这一自然变化同样影响伊基托斯（秘鲁）。但自然变迁不能成为单方面重释条约的理由，而应优先通过双边合作应对环境与连通性挑战。亚马孙地区需要在现有机制框架内寻求共同解决方案，例如哥伦比亚—秘鲁边境联合常设检查委员会（COMPERIF）。该委员会的设立旨在在不改变法律地位的前提下维护边境稳定，因为该委员会不具备重新谈判条约或重新界定主权边界的司法和行政权限，而这些条约和边界早已得到充分且完全的确立。
秘鲁政府始终优先选择对话与制度渠道，避免不必要的升级。近期设立圣罗莎德洛雷托区（第32403号法令）并非敌对行为，而是现行法律框架内的主权行使。外交部以沉着坚定的态度强调尊重条约的重要性，并推动技术层面磋商（如定于9月11-12日召开的COMPERIF会议），这体现了对区域和平的承诺，也与安第斯共同体、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亚马逊合作条约组织等区域论坛立场一致。
问：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称利马为全球最危险、最不安全的城市之一。此类言论对秘鲁国际形象有何影响？我国外交应如何应对以减轻声誉损害？
显而易见，秘鲁正深陷日益加剧的不安全局势之中，其根源在于境内有组织犯罪和非法经济活动的扩张。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一种影响全球各大都市的全球性现象，因此，利马并非唯一被美国总统点名提及的城市。这一现实促使我们指出，犯罪活动已经呈现出国际化趋势，使其治理、协作与协调变得更加复杂。正因如此，当今已开始出现“城市恐怖主义”的说法。与此同时，这些现象也对我国的国家声誉产生了直接影响，因为它们正在侵蚀投资者和游客的信心。
对此需采取基于证据的坚决回应：强化国家警察后勤保障（武器装备、巡逻、情报单元等）；加强追缴犯罪网络资产（如完善资产没收法律）；严格管控化学品与燃料等非法经济依赖物资。
同时，经济外交应协同各地区与私营部门制定国家安全计划，建立旅游商业集群安全标准、安全空间认证机制，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等渠道深化区域合作（如溯源追踪、网络情报、武器管控）。
问：秘鲁国内出现退出美洲人权法院以恢复死刑的提议。此类决定可能带来哪些风险与后果？
退出美洲人权法院体系将产生严重法律与政治影响。《美洲人权公约》（1969年）明确限制死刑适用（第4.2条），法院判例（如2002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案）重申缔约国不得扩大死刑适用范围。任何此类尝试都将违背国际义务。
此外，若最终退出该《公约》，其对国家形象和公信力的代价将十分高昂。委内瑞拉（2012年）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98年）均曾退出美洲体系，结果在两种情况下都出现了国际合法性削弱、在多边论坛中受到质疑，以及在投资与合作领域信任度下降的情况。退出美洲人权体系并不仅仅意味着放弃一个司法机构，更意味着脱离一个为个人在面对国家权力可能滥用时提供额外保障的区域性空间。
需要强调的是，秘鲁国家并未明确表示将退出《美洲人权公约》，而是表示有意撤回对美洲人权法院争端管辖权的承认，理由是该机构干预国家内政。然而，必须指出，《美洲人权公约》并未规定任何允许国家部分退出该文书或撤回对法院争端管辖权承认的机制。该公约仅依据人权保护不可逆原则，规定了整体退出的情形。因此，此类撤回承认在国内层面仅具有象征意义，而美洲人权委员会仍将继续受理秘鲁作为被申诉国的相关案件。
美洲人权体系是强化拉美法治的重要网络。秘鲁曾多次借助该法院保护弱势群体权益、纠正国内侵权现象。放弃管辖将削弱我国作为国际法与人类尊严捍卫者的立场，这两者正是外交政策的基石。
问：玻利维亚刚经历激烈大选，第二轮投票结果可能改变安第斯地区政治格局。您如何解读这一结果？其对秘玻双边关系及安第斯共同体有何影响？
此次选举标志历史性转折。我个人认识进入决选的两位候选人（得票率32.2%与26.8%）：罗德里戈·帕斯·佩雷拉（前总统海梅·帕斯·萨莫拉之子）与豪尔赫·”图托”·基罗加（2001-2002年总统）。
经过近二十年”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主导时期，此次结果预示着新政治阶段的开启——领导层试图摆脱党派霸权模式，推动多元化与民主重建。对共享地理邻域、能源互联与一体化议程的秘鲁而言，这一变化既蕴藏机遇也带来挑战。
秘鲁外交需以审慎务实态度应对玻利维亚转型，避免意识形态化解读，支持高原邻国的制度稳定。两国关系具有深厚历史渊源：1992年秘鲁在伊洛（莫克瓜）授予玻利维亚5公里海岸带（”玻利瓦尔港”），以特殊使用权机制提供太平洋出海口，回应其地理封闭困境。尽管项目发展有限，但已成为区域一体化精神的象征。
这一先例进一步凸显了在玻利维亚新的政治背景下，有必要以严肃态度重新推动双边基础设施、贸易以及有利于玻利维亚高原和秘鲁南部宏区域的生物海洋走廊项目。展望未来，玻利维亚的政治转型应当得到秘鲁外交的积极配合，在战略视野与文化亲近性之间取得平衡。两国不仅共享一条边界，还拥有共同的历史、社会和语言根源，这些因素构成了深化合作的天然桥梁。
问：特朗普与普京近期会晤重塑了国际安全与能源格局。从秘鲁外交视角看，我国应如何应对日益明显的两极化与全球紧张局势？
我们正见证国际秩序重构的关键时期，多极化架构日益巩固。特普会晤可从”战略稳定理论”角度解读：当大国达到等效威慑力并建立防升级机制时，国际秩序趋向平衡。冷战时期美苏达成核控协议，当下美俄在多重冲突中重建沟通渠道。地缘政治三极（美中俄）互动将决定全球安全、能源与技术治理。
因此，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接近不应仅从乌克兰战争的视角来解读。尽管该问题至关重要且日益令人关切，但事实上，两国还存在着超越军事层面的共同利益。例如，北极正被界定为新的战略前沿，涉及航道开发和资源开采；能源贸易，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构成相互依存的重要纽带；以及遏制核扩散等全球性风险的共同需求。对特朗普而言，恢复与莫斯科的经济沟通渠道有助于平衡北京的影响力；而对普京来说，部分重启与华盛顿的关系则有助于降低对中国的过度依赖。这一互动预示着一种新的战略再调整，并将对全球经济和多边体系产生直接影响。
面对此背景，秘鲁外交应坚持”积极中立”原则（源于欧洲战略稳定理论），构建捍卫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与全球能源安全的主张。作为APEC、太平洋联盟成员且拥有丰富维和经验的国度，秘鲁有能力在不牺牲独立性的前提下与大国互动。保持平衡——成为美国可靠伙伴、与中国开展务实对话、在特定领域维持对俄联系——对维护国家利益、巩固国际秩序转型期的外交政策至关重要。
问：面对2026年秘鲁大选，您认为应如何保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与国家视野，超越政府更迭的影响？
2026年大选将成为国家政治发展的决定性时刻。由于政治碎片化与两极分化加剧，八个月后仍有50%选民未确定总统人选，三大主要候选人（拉斐尔·洛佩斯·阿利亚加10%、藤森庆子8%、卡洛斯·阿尔瓦雷斯6%）支持率均未超10%（益普索2025年数据）。这种波动反映出民众的不满情绪，他们不仅要求具体可行的方案，也期待具备经验、专业素养和赢得信任能力的领导人。此外，我们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选择激增。目前可以认为，共有37个政党具备提名候选人的资格（截至8月，共有11个政党提交了5项选举联盟申请），这使得本次选举在后勤和选民认知层面都呈现出“不可行”的特征。这种政治供给过剩的局面带来了信息过载的风险，尤其影响首次投票的青年选民。在此背景下，我认为，通过简明的政策主张、真实可靠的信息、公民教育，以及行之有效的制度性筛选机制，有助于构建更加清晰、合法且高效的政治选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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